发生在金寨的“大别山惨案”

1943年秋，统治安徽的桂系第21集团军总部和立煌(安徽省金寨县的前身)警备司令部逮捕了隐蔽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史谦、詹运生及陈达吾、余会之、林采微、胡承祧、樊政、尹荣、黎柽梁等10多位爱国志士。12月15日，惨无人道地将其被活埋于金寨县古碑镇傅家湾山后(很多资料中将其写成了张家湾)，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别山惨案”。

一、“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以及日本的公开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使国民党政府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而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对共产党实行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统治安徽的国民党桂系集团亦开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导致安徽抗战形势迅速逆转。立煌(金寨)人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遵照中央确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反顽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桂系顽固派便开始在安徽省政府和省动委会内排挤国民党左派，清洗迫害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诬陷、暗杀共产党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因抗战形势所迫，兼之出于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对动委会的工作曾给予大力支持，对青年工作也很重视，但在根本上对共产党防范甚严。国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颁发后，逐渐走向反动，对国民党左派人士极力排斥。当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波及安徽后，他便开始限制动委会的工作范围和权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反动阶级的本质逐渐暴露。

1939年5月中旬，廖磊在立煌召开各县动委会指导员会议上，大肆鼓吹由上而下的片面抗战主张，极力反对由下而上的全面抗战路线。强调民众动员工作“要通过行政机构，在地方要通过保甲基层行政组织”，“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以后，又把动委会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为:完纳赋税、巩固法币、铲除奸商，使动委会的工作范围和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廖磊为了把动委会的领导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以“整理省动委会”的名义，排挤动委会中的进步人士，章乃器、周新民、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等主要负责人，先后被迫离皖。他们原在动委会中的领导职务，均由廖磊亲信接任。原由省动委会指派的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大多重新调派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担任。

在军事方面，桂系顽固派向新四军4支队提出很多的无理要求。后期，竟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4支队兵站的活动，并停止对兵站的一切后勤供应，使兵站人员无法正常工作，致使秘密设在兵站内的我党领导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桂系顽固派为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不断制造事端。中共立煌县委直属的金家寨党支部书记芦士勤，原是红军干部，因病自延安退伍返乡后，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群众中很有号召力。1939年5月，在一次日机侵扰金家寨上空后，桂系顽固派借故地面有人和飞机联络，以“汉奸”、“嫌疑分子”的罪名，将芦士勤逮捕杀害。原汤家汇区委书记、商城县抗日挺进大队长雷维先，不慎暴露身份后，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短期内，立煌地区有5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遇害。

桂系统治集团名为加强所谓的“治安管理”，实为建立防共的精神防线，制定和颁发了“抗战国民公约十条”，实行“五家连保连坐”，严密整编保甲，调查统计户口，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1939年10月底，廖磊病故，桂系又一更加顽固的头目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和第21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兼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保安军司令、安徽省军管区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到立煌就任后，进一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打击和迫害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进步力量。

李品仙首先将矛头指向动委会和工作团。为彻底清洗在省政府和省动委会中的上层进步人士，李品仙借“改组”动委会之机，撤销了省动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童汉璋(中共党员)等人的职务。3月，李品仙正式下令调集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和省、县各级工作团队、广西学生军到立煌“集训”，企图把工作团及动委会中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一网打尽。紧接着，他下令停发动员经费，派遣特务监视动委会、工作团，导致抗战动员工作无法开展。

李品仙为了在安徽建立国民党桂系的“一统天下”，极力推行“党政军一元化，以党统政，以政制军，以军事的推行来掩护和促进党政工作的开展”的反动施政纲领，强调“要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进行抗战，排除和打击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李品仙与反动的国民党CC分子密谋勾结，强行将有进步倾向的《大别山日报》并入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皖报》，查禁生活书店出售的进步刊物。在他的指使下，遍布立煌城乡的抗日标语、宣传墙报、壁画被全部刷掉，谓之“清壁”。在机关公务人员、青年学生和部队士兵中，强化法西斯理论教育，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毒素，强迫集体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

桂系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彻底破坏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窒息了立煌地区的抗日民主气氛，导致了立煌抗战形势的迅速逆转。

为了击退桂系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坚持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战路线，保存我党的革命力量，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桂系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采取了必要的应变措施。

1939年5月，中共立煌县委机关受到特务监视，时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与立煌毗邻的中共商城县委，也因抗日民主政府的解体和抗日工作团的撤离，无法开展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决定将立煌县委与商城县委合并，成立新的立煌县委，以便加强对立煌、商城两县的领导，主要工作是：整顿、巩固党的基层组织，逐步转入隐蔽斗争。

为便于设在桂系军政机关内的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鄂豫皖区党委利用广西学生军同桂系的同乡关系，把广西学生军党支部以及设在桂系“皖干团”中的古碑冲、响山寺2个地下党小组，委托给区党委所属的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具体工作由广西学生军党员、青委常委甘怀勋负责，再由他单线与区党委委员张劲夫联系，这样，建立在桂系内部的地下党组织既便于开展工作，又得到了掩护。

1940年春，桂系顽固派李品仙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的法西斯统治，加速反共反人民的步伐，在立煌遍设特务组织，大肆进行所谓的清查“异党”活动，由秘密到公开地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多起反共流血惨案。

1940年4月初，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部和其直属大队头目周香波(今金寨沙河人)，带领姚国栋、胡正东到汤家汇一带清查“异党”，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人，并将其活埋于汤家汇街后的山湾里。

5月初，国民党立煌警备司令部侦辑处长、特务头子毛天植(今金寨南溪人)带县大队100多人，到双河与恶霸地主冯道寒、冯俊卿秘密勾结，搜查双河地下党组织。5月7日至9日夜，在双河、桃岭、黄龙等地秘密逮捕我革命同志40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民抗组织的基层干部和退伍的红军战士。匪徒们为发展线索、扩大迫害面，把被捕人员关押于双河大庙孤魂祠内，对其施以通电、火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被捕同志坚贞不屈、严守秘密，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5月13日夜晚，在匪首毛天植的亲自监视下，除4人中途逃脱外，共产党员冯伦文(支部书记)、骆席三(区委秘书)、陆化宏等36人被活埋或枪杀于双河山附近的窑岭。这就是桂系顽固派一手制造的“双河惨案”。

1943年秋，桂系第21集团军总部和立煌警备司令部又逮捕了隐蔽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坚持大别山“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史谦以及陈达吾、余会之、林采微、胡承祧、樊政、尹荣、黎柽梁等10多位爱国志士。12月15日，在第21集团军党政总队的特务头子刘廷禄、文月夫的指挥下，上述同志被活埋于立煌县张家湾，这就是桂系顽固派制造的又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别山惨案”。

二、“惨案”中牺牲的两名共产党员

在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别山惨案”中英勇牺牲的有：共产党员刘敦安，系原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战干团主任教官;共产党员麦世法，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民政厅科长;共产党员史谦，系安徽省动委会总务部主任干事、省参议会秘书;共产党员詹运生，系安徽省地方银行科长，以及陈达吾、余会之、林采微、胡承祧、樊政、尹荣、黎柽梁等10多位爱国志士。

(一)刘敦安——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刘敦安，1906年3月17日生于广西博白县城厢镇。1923年春，考入城区高级小学，读了很多反帝爱国的故事书。1925年秋，考入博白县立初级中学。当时，八桂先驱朱锡昂回到家乡，点燃了博白革命斗争的火把。刘敦安听了朱锡昂在博中关于苏俄十月革命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长篇宣传讲演，深受教育与鼓舞。此后，他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作为县内58个单位推举的代表之一，赴南宁向广西当局控告博白县大土豪李郁香的罪行，强烈要求严惩这个大土豪。1928年秋，刘敦安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员朱光翼组织的“磷光剧社”，到沙河等地演出。在这些活动中，他受到朱光翼的启迪和教育，明确了共产党是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敦安以“力三”的笔名在学校的墙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迫害共产党人的罪行，抨击博白社会的黑暗，传播革命思想。为此，他曾遭到博白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搜查。但是，反动派的恐吓、威胁并不能使他屈服，只能使他斗争的意志更坚定，并进一步提高了斗争艺术和才智。

1932年秋，刘敦安考入刚刚成立的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在共产党员的指引下，刘敦安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对薛暮桥老师讲授的《中国农村经济》百听不厌。1933年暑假，刘敦安陪同薛暮桥老师深入桂东南和桂西南进行农村经济调查。他们不畏艰辛，跋山涉水，走遍苍梧、容县、博白、南宁、思恩、大新、龙州等地。在调查中，刘敦安撰写了《博白县农村见闻杂记》等一批具体生动的调查材料。回校后，协助薛暮桥整理编著了《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一书。刘敦安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明确了解决土地问题是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根本出路，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更加拥护。

1935年，刘敦安怀着强烈的愿望， 千里迢迢冒着风险到广东寻找党组织。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追求真理、长期探索实践中，刘敦安这位有志青年，逐渐认识和接受了马列主义，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随国民党广西部队到达安徽抗日前线。他是我党在第21集团军里的领导人，他出色的工作，受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高度赞扬。他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为广大官兵所钦佩。他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桂系军阀在安徽加紧了反共活动。党组织估计到刘敦安等人处境危险，要他们及时转移。但刘敦安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毫无畏惧地坚持开展工作和斗争，顽强地与桂系军阀特务进行周旋。

虽然上级组织和刘敦安等人对其真实身份进行了隐藏，但他热情高涨地参加抗日统战工作，仍然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不时，特务分子也会刺探刘敦安。诸如，以聊天为名，到刘敦安住处或办公室“串门”，借机翻查刘敦安的书桌、藏书。不过，对于这些细节，刘敦安十分小心：从不在家中或办公室存放与中共有关的任何物品。

一次，一名负责打击走私工作的何所长到刘敦安房间“串门”。刘敦安明白，这是个特务分子，于是寻思戏弄他一番。在倾谈间，刘敦安走到书桌旁，拿起毛笔写下了12个大字“何所长何所长当所长真可敬”。见刘敦安挥毫，何所长立即上前查看，并大声念诵到：何所长(hesuozhang)，何所长(hesuozhang)，当所长，真可敬!念完后不禁窃喜，认为刘敦安在夸奖自己。于是，一边夸赞刘敦安“好字”，一边“求赠送”。刘敦安欣然同意。待何所长将这幅字画在同僚前显摆时，却被嘲笑了一番。原来，这12个字说的是：何所长，何所长(hesuochang)，当所长，真可敬?何所长着实被嘲讽了一把。

危机来得十分突然。1943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立煌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刘敦安一同来到安徽的麦世法也参加了会议，并担任记录。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部署，在鄂豫皖地区制造军事摩擦，袭击新四军。因为情况紧急，麦世法就派一个交通员，将会议记录递送新四军军部。后来有人回忆，这名交通员被跟踪的特务在包中搜出会议记录。后来，这名交通员禁不住严刑威逼，供出了潜伏在集团军内的同志。

抓捕行动立即展开。不久，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逮捕，并关押在立煌古碑冲傅家湾。其间，这些同志曾在狱中试图抢夺看守枪支、进行越狱，但不幸失败。12月15日，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活埋于立煌县古碑冲傅家湾山后。

(二)麦世法——虎口弄险的革命英雄

麦世法，1910年3月出生于广西北流县西壤镇木棉村。父亲麦晓雨是位私塾先生，母亲是位贤良的家庭妇女。小时候，父亲经常给他讲岳飞、文天祥、洪秀全等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以很大的触动，使对这些英雄人物逐渐产生了敬仰之情。

1925年1月，麦世法考入北流县立第一高小。1926年冬，考入南宁工业专科学校，后因家庭贫困而中途辍学。为了生计，1930年，他到北流民乐小学做了一名国文教师。1932年秋，考入省立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公费就读。到广西师专读书，可以说是麦世法一生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时的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中共党员，他目光敏锐、思想进步，聘请了许多中共党员做教师，比如朱笃一、薛暮桥等;积极营造自由民主的学术研究氛围，允许教师讲授进步的思想理论，允许师生自由阅读进步书刊，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由于进步教师的启迪和正确引导，麦世法在这里读到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师专读书期间，麦世法与刘敦安、张镇道、叶飘萍、陈大文等进步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讨论中国的时局和中国革命的出路等问题。他们还发起组织了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通过学习和讨论，麦世法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最有生命力的政党，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从而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936年夏，经师专同学、共产党员刘敦安介绍，麦世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从这时开始，麦世法由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35年2月，麦世法从广西师专毕业后，和刘敦安等人被派到广西平乐民团指挥部政工组工作。再这里，他和刘敦安等人在民团里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先后发展20余人加入党组织。同时，他还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利用他负责主编的地下刊物《新策略》和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现实》月刊，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呼吁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

1937年秋，麦世法和刘敦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随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北上抗日，转战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淞沪战役失利后，麦世法所在的部队撤至安徽驻防。

1938年4月，中共长江局把麦世法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安徽省工委，由谭光廷通过立煌县(金寨县的前身)白水河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同麦世法进行单线联系。同年9月，麦世法调任桂系第一七二师政治部第一科科长。此时，他征得党组织同意，利用其特殊身份，在湖北黄冈地区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先锋队吸收了第一七二师政治部中的一些进步分子为队员。该组织还积极开展对伪军的策反工作。麦世法等地下共产党员以其合法身份教育了大批士兵和人民群众，增强了他们的抗日意识，鼓舞了他们的抗日斗志。

1939年春，安徽省工委撤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党委。麦世法、刘敦安等人由中共立煌市委书记李丰平负责联系。这时，麦世法已调任集团军党政干部训练班、皖行政干部训练团政治处第一科科长兼教官。上任以后，他把所获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军事部署、军械仓库分布、桂系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CC系的矛盾，以及李品仙的反共阴谋等重要机密情报准确及时地递送到中共立煌市委，再转到新四军军部。

同年秋，李品仙接任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反共调子开始升温。为避免与桂系发生冲突，中共中央令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分批撤离大别山。但麦世法、刘敦安等人仍然冒险坚持留在大别山工作。

1942年冬，李品仙的反共气焰已十分嚣张，麦世法等人继续留在立煌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不顾组织的劝告，坚持利用其特殊身份、继续搞情报工作。

1943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到立煌召开重要军事会议，麦世法参加会议并负责记录。会议主要的内容是根据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部署，准备在鄂豫皖地区制造军事磨擦、袭击新四军。因为情况紧急，麦世法立即派一个交通员化装成乞丐，给新四军军部递送会议记录。不幸的是，交通员途中被国民党的检查哨发现，所带的会议记录被搜出。交通员耐不住敌人的严刑威逼，供出了麦世法等人。于是，麦世法等人很快被捕。

为了让麦世法招供，国民党对其施用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毫不畏惧，并且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敌人气急败坏，便卑鄙残忍地把他和十多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活埋于安徽立煌(今金寨县)古碑冲傅家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大别山惨案”。

1949年北流解放时，当地党委和部队首长在庆祝北流解放的大会上，公布和公祭了麦世法等北流籍的革命烈士，并向烈士家属进行了慰问。此时，家乡的父老才知道麦世法已遇害殉难、壮烈牺牲。随后，过去和麦世法共事过的知情好友和革命同志，开始在各种刊物上纷纷撰文、缅怀麦世法烈士。安徽省文史馆馆长陈明曾作《哭麦公》悼念他，诗曰：“三七烽烟认麦公，蛰惊顿开茅塞胸;纵有袤潭深千尺，难忘心底恩万钟。怒控恶莽盘古冲，夺我坚贞鬼神恸;青山长埋忠烈骨，绿水渊处幡英风”(该诗曾作改动)。

北流县党委、政府也多次组织干部和师生到木棉村慰问其遗属，缅怀先烈，教育下一代。现在的南宁市人民公园的广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记有其名，在广西党史上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原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等老革命曾多次撰文或讲话悼念他。张劲夫曾鼓励北流县为麦世法立传。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老革命李殷丹说：“麦世法是一个值得怀念的革命烈士，我们老同志都很敬重他。我们过去到北京开会，很多老朋友见面都经常提到他。他是我们北流人的骄傲!”(胡遵远 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档案馆馆长，金寨县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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