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飞行员---李树芳其人和他的家书

李树芳(1917—1949)，又名方华，安徽金寨人。1930年投身革命、参加地方游击队。次年，转入红四方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跟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后参加长征，先后担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38年，被中共中央选派赴新疆迪化学习航空技术，是中国人民空军的第一批飞行员。1942年4月毕业之际，因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公开亲蒋反共，将包括李树芳在内的航空队共产党员关进监狱近4年时间。1946年6月，经党的营救获得释放。李树芳返回延安后，调任东北航校飞行二大队大队长。1949年3月，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6月28日，在机场指挥飞行训练中，不幸被滑行中的飞机螺旋桨击中头部殉职，时年32岁。

1938年3月，中共中央选调一批共产党员到新疆航空队学习。图为“新疆航空队”人员回到延安时的合影。

一、李树芳是中共第一支航空队的重要成员

1937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由陈云同志负责，从中国工农红军干部中挑选了44人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加航空技术培训。参加培训的中共第一支航空队的25名飞行员中，方华(李树芳)、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4人均是安徽金寨人。他们从不足小学文化程度的“山里娃”，成长为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这段非凡的经历也为自己传奇的革命人生增写了精彩的一笔。

时光倒回到1932年9月底，由于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等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金寨，后转移到川陕地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到8万余人。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强渡嘉陵江、踏上了长征征程。在此期间，方华先后担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由于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饱受磨难，最终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五军、九军、三十军共21800多人组成了西路军，执行打通经宁夏、内蒙、新疆到苏联“国际路线”的任务，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一起随军西征。

由于多种原因，西路军在与国民党马家军的激战中，伤亡惨重，最终失利。在石窝战斗中，红三十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方华率八十八师二六七团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为了不当俘虏，毅然跳下山崖，幸未摔死。他在一个山洞里藏身数日，待敌人撤退后，他经过化装、历尽艰险回到延安。

此时，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已率领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等400余人突出重围，于1937年4月底到达新疆星星峡。5月1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20多辆汽车和食品物资前来接应，西路军中这一批400多名幸存人员于5月7日晚进驻迪化城西的阜新纱厂。

在这里，九死一生的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和后来也到迪化的方华，经历了军旅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扩建了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并设立了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陈云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经过与盛世才多次交涉，双方达成了为中共培训60名航空人员的协议。

党中央对选调学员工作非常关心，明确指出，这是关系到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要陈云具体负责。10月初，陈云先到西路军进疆部队(代号为“新兵营”)各大队调查摸底，挑选航空学员。经过考察，首先选中了方子翼、汪德祥等20人。能够参加飞行员培训是个难得的机会，可当时被选中的人却并不乐意。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知识少，既不懂天文地理、也不通数理，怕不能完成任务、耽误党的大事。

由于人数不够，1937年11月上旬从苏联回到迪化的邓发接任陈云中共驻新疆代表的职务后，又降低条件在新兵营里挑选了5人，年龄大一些的王东汉也被选上了。陈云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继续组织选调航空学员的工作，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等单位选定了19人，正在延安摩托学校学习的方华也被选中。陈云鼓励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938年3月，被选调的44名学员在迪化会合，并成立了党支部，方子翼任支部委员。老乡加战友的方子翼和方华一见面，惊喜交加：“嘿!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你光荣了呢!”“我也以为你牺牲了，再也见不到你了，心里还悼念过你呢!”两人相互打量，哈哈大笑，紧紧握手，久久不肯松开。

后来，这44名学员中有1人因病返回延安，其余人员分成两个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方华等4名金寨人全部被分配在飞行班。从此，他们开始与飞行结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努力，红军学员们全部通过了考试，取得了航空理论学习的优异成绩。1938年4月8日，开始初级教练机飞行训练。由于他们坚持刻苦学习、认真操练，飞行技术提高得很快。后来，方子翼、方华和汪德祥均成为飞行技术的“尖子”，参加了高级教练机飞行训练。

中共中央领导对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人员关怀备至。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周恩来路过迪化时两次特意接见飞行班和机械班的代表。1940年后，新疆地区物价飞涨，为保证学员的体质，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经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决定从新疆历年来结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航空队学员的伙食补助，这在当时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照顾。

经过4年多的艰苦学习和训练,1942年4月12日,方华、方子翼、汪德祥等飞行班学员顺利毕业。按照陈云与盛世才原定的协议，全体毕业学员都留在盛世才的航空队继续巩固提高飞行技术。不幸的是毕业不到两个月,汪德祥就因飞机失事而离开了战友。1942年9月，德国入侵苏联腹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艰难时期，正当国内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之际，盛世才公开亲蒋反共，突然将在新疆航空队的共产党员囚禁起来。1944年11月又将他们关进了监狱，进行残酷折磨。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共产党员坚贞不屈，与盛世才等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在铁窗中仍坚持学习文化，复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期待日后为创立人民空军尽力。

对这批中共航空人员，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方设法营救。首先是请苏联政府出面找盛世才要人,盛世才没有答应。

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重庆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老朋友的身份，亲自登门拜访了即将赴任的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拜托他营救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慷慨承诺，到任后首先派迪化市市长屈武代表他到狱中慰问中共航空人员,并多次电陈蒋介石放人。1946年6月10日，被关押了3年9个月的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共产党员终于得到释放。张治中特意准备了车辆，并安排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中共航空人员到延安，以防止在途中发生不测。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人于1946年7月11日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

8月29日，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航空人员集中到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王家坪开会。朱德宣布“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正式成立，并任命方子翼为总部航空队队长，严镇为指导员。会后，朱德在八路军总司令部设宴，庆祝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成立。

随后，方子翼和严镇根据朱德的指示，将航空队的飞行人员编成3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担任分队长。接着，大家开始复习航空理论，研究飞行和维护技术,锻炼身体，为重上蓝天做准备。

1946年9月20日，方子翼和严镇奉命率领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出发前往东北牡丹江，于1947年1月底进入东安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学习。随后，航空队的飞行员被分配到教官训练班培训，王东汉参加机械班的培训。机械班的学员在掌握日式飞机的各项技术后，充实到东北航校下属的各级领导岗位。方华、方子翼等十几个飞行技术优秀的飞行员担任飞行教员，开始在东北航校培训航空技术人才，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准备。

1949年3月3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加快了人民航空事业的建设步伐。随后，方华、王东汉、方子翼相继离开东北航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和人民空军的建设鞠躬尽瘁、贡献力量。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迁入北平。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华北军区设航空处,在东北航校飞行二大队任大队长的方华，奉命前往天津担任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处长。此时，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虽然崩溃，但并不甘心失败。5月4日，国民党军队出动6架轰炸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炸毁机库1座、房屋20余幢，伤亡24人。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在大批空军部队组建之前，先迅速组建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根据军委航空局的指示，迅速展开飞行队的筹建工作。

为了尽快建成飞行队，熟练掌握改装的美式P—51型战斗机的飞行技能，方华主动要求去东北公主岭参加P—51型战斗机的改装飞行，得到了上级的批准。6月28日清晨，方华在机场一架用于对空指挥的P—51型战斗机上进行座舱练习，并对参加当日飞行的飞行员进行飞行检查。飞行结束后，他走下座舱，全神贯注地边走边翻阅笔记，不幸被滑行中的飞机螺旋桨击中头部，以身殉职，时年32岁。

7月13日， 军委航空局为方华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红军出身的空军指挥员，并于8月1日在长春胜利公园修建了方华烈士纪念碑，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空军的创建者。后因园林建设需要，纪念碑被拆除，新的纪念碑于1980年重建。纪念碑碑顶有一架美式P—51型战斗机模型，碑的正面上方镌刻着“忠贞为党”四个大字。

二、李树芳的家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月15日，李树芳(方华)给他的父母写过一封信，全文如下：

双亲大人禀前:

项奉来示，儿阳历九月二十六号收到，数载以来，今天才接到大人第一封寄，看见十分的欢喜，敬悉一切，但兄数载无书信，小娘去世，祖父登仙，当时悲泪万分难忍，祖父登仙因他年高是应有的，可惜(男)兄和小娘、二叔这样的少年不能在世上存在，真是可惨呀。另外来想，我们不必思念他，只是世上的人命是天所定。就是儿最希望的大人在也不必思兄我了，现在大人年高保重身体要紧。大人与小叔来示，儿一切都是明白的。现时请假，儿想是不可能的，因现在国难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中国快要走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是个青年应当担负救国的光荣任务。

你们不必多心挂念，国难当头期间，特别保护你们的身体，是特别重要，你们不要到处外出，因此时外面的环境是很乱的。

尤其接到此信后，不要回音到延安去了，延安还有儿的朋友，叫刘德富，如果我要走远了，时有信叫他转送大人是盼。

祝双亲大人、小叔健康活到一百岁。

祝高山平安、记成、双成各兄弟平安!

儿李树芳 根成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于西安寄

李树芳写这封信时，正值全民族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本正对中国进行着全面而疯狂的进攻，北平、天津已经失陷，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也相继失利，上海、南京陷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此时，从12岁就参加红军的李树芳，历尽各种艰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名飞行员。此时，他接到家人来信，在亲人相继离世的悲痛心情中，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党对航空队建设的迫切需要，他舍小家、顾大家，写下了这封饱含对亲人的思念、革命信仰坚定、决心保家卫国的家书。

在信中，李树芳用质朴的语言写道:“数载以来，今天才接到大人第一封寄，看见十分的欢喜，敬悉一切，但兄数载无书信，小娘去世，祖父登仙，当时悲泪万分难忍，祖父登仙因他年高是应有的，可惜(男)兄和小娘、二叔这样的少年不能在世上存在，真是可惨呀。”可见李树芳参加革命以来，与家中失去联系，家中事知之甚少。此时，他已经很久未得到家人的消息，得知小娘、祖父相继离世，一同参加革命的兄长也生死未卜。作为一名革命战士，李树芳三过草地、饱受磨难，面对磨难、危险，他奋不顾身、视死如归。但是在面对至亲之时，最坚强的战士也展露出了最柔软一面，接到双亲来信时的欢喜，听闻亲人相继离世的哀痛。浓浓的思念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转念他又写道:“另外来想，我们不必思念他，只是世上的人命是天所定。就是儿最希望的大人在也不必思兄我了，现在大人年高保重身体要紧。”这短短的两句话不仅体现了李树芳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安慰年事已高的父母，也体现了革命战士的视死如归、对死亡的释怀以及对战争必胜的决心。

南望白云亲舍在，故乡回首草凄凄。但是当想起国内的情形时，李树芳又写道:“现时请假，儿想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国难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中国快要走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是个青年应当担负救国的光荣任务。”面对日军的大肆进攻，面对党建设航空队的迫切需求，面对家庭的巨大变化，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李树芳毫不犹豫地将小家让位于大家、将小爱让位于大爱，表现出了抗日战士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情怀，以革命事业为重、以拯救中国为重的坚定意念。这种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令人敬仰。(胡遵远，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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