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的“化装偷袭战术”

红二十八军在建军初始，虽然总兵力只有四个营，但却建立了一支300余人的手枪团，直属于军部领导。红军手枪团最早建于红二十五军，它们是鄂豫皖红军的一种特殊部队。手枪团经常使用的“化装偷袭战术”是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惯用的一着，在攻寨略堡、过关越卡等战斗中，都非常有效。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后，在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多人，曾亲自兼任大别山“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长刘镇华任“剿共”总指挥，限一月之内完全肃清大别山尚存的红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不惧，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重新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下辖82师和手枪团。

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可是，刘镇华虽然费尽心机，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却屡遭失败，到5月中旬，其10多万军队不但没“剿灭”红军，还被红军消灭了不少。蒋介石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总指挥之职，由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红军。

一、让敌二十五路军别动队“别动”!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领导人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防区之间的联络，他以为这样，红军便无处游击了。为了对付红28军的手枪团和地方便衣队，梁冠英专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别动队，配上全新的长短枪和自动步枪，妄想“五、六个月内彻底剿灭鄂豫皖边区红军”。

这个消息传到手枪团，指战员们反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有新武器用了!”有的战士三天两头地向手枪团团长余雄打听：“啥时候去打别动队?”有的“小鬼”还急切地建议：“我们下个战书给别动队吧!”

就在红二十八军官兵“惦记”着别动队的时候，别动队却主动送上门来。1935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带领部队来到太湖冶溪河附近，准备天黑前闯过敌人封锁线。这时，侦察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报告，冶溪河驻有敌人一个旅。看来，原打算从这里越过封锁线已经不可能了。高敬亭带领手枪团团长余雄、副团长詹化雨勘察地形后认为：向北，是一陡坡，很难攀登，又容易被冶溪河敌人发现;向南，是一道三、四里长的山坡，跨过一道山涧便可到达对面山上。于是，高敬亭令手枪团一边开路、一边掩护部队向南前进。团长余雄令手枪团第2分队监视冶溪河之敌动向，令副团长詹化雨带领第1、第3分队担任前卫，化装成敌第96旅追剿队，顺着南坡前进，万一遇敌，尽可能与其纠缠、拖延时间，或相机歼灭。

詹化雨带着第1、第3分队走到一个半山坡，突然路边树丛里“砰砰”响起两声枪响，隐蔽在树丛里的敌哨兵嚎叫：“站住!哪一部分的?”

詹化雨不理睬，继续朝哨兵逼近。

“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敌哨兵急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身经百战、机智勇敢的詹化雨沉着冷静，一个箭步冲到哨兵面前：“他妈的，谁叫你随便开枪的?”

说着用手指指胸前的符号，“你连自家人都不认识，还站什么哨?你睁开眼睛看看老子是哪一部分的?”

这时，手枪团一个大个子班长冲了上来怒骂道：“妈的，你朝老子开枪，八成是红军冒充的!”不由分说，缴了两个哨兵的械。

经审问，才知道山脚下的敌人是第32师的别动队，有百十号人。

一听是别动队，大伙高兴了：“总算被老子碰上了!”这时，团长余雄赶来了，了解情况后，他令第1分队做好应急准备，迅速向山下前进。

半路上，第1分队碰到两个神色慌张的敌士兵，他们用同样的方法缴了敌人的枪。

原来别动队队长听到两声枪响后，便派这两个士兵前来看看怎么回事。

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如果别动队把情况告诉冶溪河之敌，我军就难以越过封锁线。

詹化雨令第1分队战士快步下山迎击别动队。

走到村庄西头时，村口的敌人大声问道：“哪一部分的?”

“二十五路军96旅追剿队!”詹化雨应道。

当时敌人内部有通知，追剿队不受地域限制，到哪里，哪里都要全力协助，因此詹化雨故意把“追剿队”这几个字喊得特别响。

这时，村子里又窜出几个敌人，枪栓拉得哗哗响，一起叫道：“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

詹化雨急忙抢前一步，向村口敌人打招呼：“不要误会，都是自家人，叫你们长官出来答话。”

这时，一个小官模样的家伙狡猾地喊道：“你们先派一人来联络，其他人不许动，动一动我就开枪!”说着令两挺机枪架在大门口。

詹化雨一看这架势，提高嗓门喊道：“你们派人过来联络，误了追剿队的时间，总指挥饶不了你们!”

敌人从对话中看不出破绽，又见这些人来势汹汹，穿的服装和佩戴的符号与他们的一样，疑云渐消，空气稍稍缓和了些，但狡猾的敌人仍不肯轻易放行。

正在相持不下时候，扮成敌团长的余雄带着人马从后面赶来。詹化雨见状，连忙来了一个立正：“报告团长，他们是25路军别动队，不让我们通过!”

余雄怒气冲冲地骂道：“他妈的，什么别动队，打红军都是孬种，捣蛋倒是内行，喊你们队长来见我!”

这时，一个佩戴上尉军衔的家伙有点惊慌地迎上前来，还没等他开口，余雄先发制人，“啪啪”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怒斥道：“混蛋!老子正追剿红军，要是误了战机，当心总指挥要你们的脑袋!”那家伙挨了两记耳光和一顿臭骂，像一截木头桩栽在那里，其他敌人也吓呆了。

余雄继续训斥：“总指挥有训示，国军各地驻防甚多，为防止误会和不被红军利用，不弄清情况，不准开枪。你们不知道?”

“下官知道，知道。”

“那你们岗哨为何乱开枪?”

“下面弟兄不大清楚。”

“你的职责是什么?”

“是!我知错。”

“知错?知错为什么不改?”

原来驻扎鄂豫皖边区的敌人多如牛毛，有追的，有堵的，有驻的，有围的，往来频繁，相互间又有很大矛盾。高敬亭抓住这一弱点，组织部队大搞伪装战术，还经常让“追剿”和“堵剿”之敌相互对打。因此，梁冠英只好下一道命令：不搞清情况，不准乱开枪。

形势刚发生转机，村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同时引起敌我双方的惊疑，异口同声地问：“谁开枪?谁开枪?”

原来我方一名战士见敌人手中一支新驳壳枪很漂亮，又见他身上带的子弹很多，急不可耐，贸然扣响扳机，打倒了敌人。

见此情景，敌军齐喊：“你们为什么打死我们的人?”

空气再次凝固起来，枪栓拉得响成一片，火拼一触即发。为了稳定局面，余雄立刻跳上稻场的一个石磙，举着手枪威严地命令道：“不许开枪，谁再开枪，就先打死谁!”

骚动的敌军暂时安定下来。这时，我手枪团战士已全部赶到庄子上来，分散插在敌人当中，做好了歼敌准备。余雄见此，手一挥，高喊：“动手!”敌人被我军的突然行动吓呆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别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别动”队，等他们反应过来时，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束手就擒，乖乖放下武器。

躲在屋子里的敌人看到屋外发生的一切，慌忙逃窜，手枪团战士紧追不舍。爬上山坡的敌人被我主力部队逮个正着，无一漏网。战斗前后不过20分钟，别动队130余人全部成了手枪团的俘虏，手枪团还缴获长、短枪80余支，轻机枪两挺。当晚，高敬亭率大部队顺利绕过封锁线，向南转移了。

别动队被歼后，梁冠英的第32师大伤脑筋：人完了，可以拉壮丁补充，可这新式自动步枪，哪里补得上呢?敌第32师怕梁冠英训斥，一连几个月，又是贴条子、送信，又是派人求情、喊话，许诺还枪后就不再追红28军了。一次，敌人喊话后，我方战士回应道：“我们有两条腿，不怕你们追。你们要枪也不难，只要叫梁冠英打个收条来，我们就奉还!”

二、让敌十一路军秘书长“落马”!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化装成敌二十五路军追剿队去湖北浠水活动，在新洲受到了敌区保安队的热情接待。敌保安队长凌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敌十一路军有个长官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吃午饭，他正在布置。高敬亭听罢，立即说有紧要任务，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行约10多里，果然有3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和10多名背枪的士兵押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

佩戴国民党军中校军衔的詹化雨率一分队抢先来到敌人面前威严地说：“我们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奉命在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他们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十一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

“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人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收归二十八军，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十一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鉴于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

在各南方游击根据地中，为什么鄂豫皖红军能够取得歼敌18个营的出色战绩?后来红二十八军老战士们对此进行回忆总结，提出了许多原因，而更多的人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红二十八军指挥员能够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部队的编制，保持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规模作战能力”。而作为当时的“特种部队”的手枪团，就是这一做法的一个典范。

红二十八军手枪团这支“特种部队”，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新四军四支队的初期。1939年1月，新四军四支队对其部队进行改编时，结束了鄂豫皖红军的最后一支“特种兵”——手枪部队的历史。(作者：胡遵远，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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